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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切感受人民愿望，为人民代言，文艺家才能形成“伟大的心灵”，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茁壮成长，文艺之树才能常青

　　70年来，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文艺始终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破浪前行。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其分量从来没有这样厚重过；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丰赡过；人民形象在艺术画廊中的位置，也从来没有如此凸显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批优秀创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最为骄人的成绩，也是新中国文艺发展最亮丽的风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属性和特征，凝练社会主义文艺基本经验。对待人民的态度，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界限；对待人民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其他文艺观的分水岭。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作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文艺创作和批评要秉持人民立场、人民观点、人民情怀，把作品体现人民意志和愿望的程度作为重要标准，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这种主张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

　　从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服务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内涵一脉相承，越来越闪烁出耀眼光芒。

　　从70年文艺实绩来看，如果老舍不是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根基，深入生活，同人民的感情、思想和心愿结合一块，就不会有《龙须沟》《茶馆》这样感人肺腑的剧作。如果作家周立波不扎根人民、扎根乡里，就不会出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样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果作家柳青没有在皇甫村蹲点14年，熟知关中农民生活，了解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创业史》就不会如此传神地描绘普通劳动者崭新生活。如果郭小川、贺敬之不是立志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就不会有《甘蔗林—青纱帐》《回延安》这样洋溢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诗歌。如果不是沿着人民文艺之路，满怀对党、对各族人民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强烈赞颂之情，《东方红》这样恢宏的震撼人心的音乐舞蹈史诗就不可能面世。

　　如果蒋子龙不是感应时代脉搏，深切思考工人命运，他怎能写出《乔厂长上任记》这样呼唤改革、振聋发聩的短篇作品？如果诗人徐迟不是怀着神圣使命感，力求为忘我拼搏的知识分子画像，他怎能写出《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动人的报告文学？如果贾大山不是扎根河北这片沃土，与基层群众保持水乳交融关系，他怎能创作出《取经》《花市》《村戏》及“梦庄记事”系列小说？如果路遥不是“不管漂泊到何处，心永远贴着黄土地”，对家乡人民爱得真挚、彻底、持久，他怎能刻画出《平凡的世界》里那种时代巨变中年轻人的进取精神？如果王朝柱不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感触时代心跳和脉动，他怎能在《长征》《延安颂》等电视连续剧中描绘出那么多感人的情节、塑造出那么多伟岸的形象？

　　人民是文艺创作源头活水，作家艺术家只有扎根人民，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应有之意。这里的“中心”不仅有“本质”“源头”和“对象”的意思，而且有“为谁服务”“谁来评判”和“动因何在”的意思。“以人民为中心”不只是“写什么”的问题，而且也是“怎么写”和“能否写好”的问题。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切感受人民愿望，为人民代言，文艺家才能形成“伟大的心灵”，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茁壮成长，文艺之树才能常青。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归根结底就是要高举“人民文艺”的旗帜，坚持文艺创作为人民的取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鲜明的品格。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才会增强攀登文艺高峰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