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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界，人们经常把“批评”跟“阐释”混为一谈，不少批评家往往只是对作品进行阐释，这种阐释更多的是关于作品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而在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看来，一些艺术批评者“强悍地阐释暴力，可以把稻草说成黄金，把乌鸦说成天鹅”，艺术家不需要这样的阐释者，理想中的批评是直接对艺术家作品的优缺点进行评判，在回答好或不好之余，甚至能够对作品提出建议、帮助艺术家进步，这才是艺术家渴望得到的批评。

　　诚然，敢于提出和讨论多元的标准和观点，才能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有所进益。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都可以漫无边际地进行阐释，这既无助于通过论辩走向真理，也无助于通过论辩达成共识或形成求同存异的局面。“只有当每个人都拿出他的标准，接受这种多元，在标准和标准之间又保有协商的余地。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多元的观点和标准最后才可能慢慢地凝聚成一种共同的东西。” 邱志杰说。

　　批评的最大作用在于疏导

　　传播途径的改变也是艺术批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传播媒介不发达，媒体和批评、读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关系，好的艺术批评基本都发表在几本特定的杂志上，容易被受众看到。但在今天这个媒体爆炸和改革的时代，获取信息和发言的渠道被打开了，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意见和感悟，都可以参与艺术评论，尽管如此，信息接受的效率却变低了。此时，批评的标准和价值就变得尤为重要。田霏宇认为，艺术评论最大的作用在于为大众共同话语的构建起到疏导的作用。“总有一些人在引导整个评判标准的方向，哪怕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的时代，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走向总是会有一个方向，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是相对有价值或者相对缺乏价值的。而艺术评论的最大价值就在这里。”他说。

　　上述提及的价值毫无疑问是与我们的时代、我们所在的地域的价值观相关联的。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艺术批评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民族基因相抵触，中国的批评者往往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西方话语权下的批评体制。此外，艺术行业有自己的生态——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博览会、拍卖、艺术评论、艺术史家以及最重要的艺术家，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认为，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之间的跨界应建立在了解生态、了解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首先要建立一个宏观的生态意识，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坚守独立的人格，无论是指责还是赞同，大家的目标都是统一的，即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的艺术生态。”

　　以这条生态链中的美术馆为例，田霏宇指出，把研究的功能纳入机构内部是美术馆合理进化的过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去年重构时新增研究部，便是过程中的一步。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较快的节奏下，美术馆应如何保持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这类形而上的工作，难以计算投入产出比，是需要努力才能坚持的，而他的许多工作也是为此创造空间。高鹏介绍，今日美术馆是纯本土摸索型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方面摸索出的办法是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内部学术会议，策划能够代表美术馆形象的展览，并在展览开幕后邀请美术馆外部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参加研讨会和其他相关学术活动，以听到机构外的声音。

　　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多元并进的时代，只要对社会、对现实进行观察和反思，往往就会发现问题，只要有问题，你就渴望发声和表达，只要有表达，你就可以成为艺术家、成为批评家，当然也可以成为艺术史家。这时艺术批评便被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