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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艺术作品的意义系统来看，高雅艺术似乎小众化，大众艺术对普通观众更具吸引力。我们既要正视大众艺术及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合理性，又不能不在理论上回答高雅艺术和艺术引导的价值和意义；既要看到大众艺术与高雅艺术、商业美学与心灵美学之间不是截然对立，又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能忽视市场反馈和商业效应对艺术创作的干预与反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网络文艺创作实践推进，互联网用户对艺术创作的干预和影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艺术共享功能的实现，用户趣味也的确丰富了艺术审美多样化和差异化。但是，将互联网用户趣味简单视为当代审美趣味的绝对代表，一味顺应用户趣味而放弃疏导提升，长此以往，必将带来艺术价值体系及其审美趣味的偏差，这就需要理论界“挺身而出”做立足长远的价值引导。

　　就艺术的社会功能而言，因为与科技、媒介、消费社会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必然和文化消费功能、娱乐功能等纠缠在一起。比如，近些年影视剧包括网络剧在历史文化叙事上有不少探索，试图以一种历史文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的新样式，在休闲娱乐中进行艺术教育，让观众以轻松心态接受传统熏陶。把历史文化的大叙事拉到艺术的个性演绎和商业探索中来，在看到文化涵育功能不避娱乐工业手段的同时，也应警惕过度娱乐化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倾向，其中的得失利弊、经验与教训都有待理论总结。

　　与时俱进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话语体系

　　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现实，艺术理论要想有力回应实践挑战、推动理论发展，尤其需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新的艺术实践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所体现的审美合理性。伴随日常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和审美鉴赏愿望不断提升，观众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已有的艺术传播技术、媒介、形式、样式及门类等，而是希望不断接触新颖而富有意义的艺术，从中领略到新的生活价值意蕴。比如，当已有历史文化叙事经典难以轻易唤起受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关注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历史文化主题综艺节目的审美合理性，它们适当借鉴娱乐方式，采用更有亲和力的叙事语言，更贴近当下观众的口味需求，让历史文化以另一种方式焕发影响力和征服力。恰恰是这种审美合理性急需艺术理论予以及时发现、有力阐释和准确提炼，从中找到艺术与时俱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突破口。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生活，越需要艺术理论放下架子，正视社会需求，在了解、尊重的基础上加以正确引导。

　　其次，艺术理论应把历史视野与放眼未来结合起来，为艺术实践提供更高艺术目标和精神目标，树立更加全面有序的价值规范。比如，艺术可以无新不立，艺术理论却不能一味逐新而不知所终，真正重要的是，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能否创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孕育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为新而新、随波逐流、有形式无灵魂的艺术创作注定无法走远，无法深入人心。这是理论应有的“冷静”。再如，面对网络文艺的丰富活跃，如何将其消遣娱乐性与心灵净化的功用结合起来，也是艺术理论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艺术理论应当以其历史视野和未来视野帮助实践照见盲区，减少实践盲目性，以有序合理的价值规范引导文艺实践朝着更健康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再次，艺术理论要在回应实践挑战中自觉推动自身理论创新，坚定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和艺术研究方法体系的勇气和信心。理论创新不会一蹴而就，认真分析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通过新的艺术理论思维去加以创造性回应，唯此才能赢得话语权以及发展机遇。在具备关注前沿发展的敏锐触角之外，艺术理论还应具备世界眼光，把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纳入当今世界艺术创作潮流中加以比较分析，并且与外国艺术创作界和艺术理论界展开对话和交流，既要发现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世界共通性，更要把握其深层蕴藏的独特而深厚的民族特征，通过扎实有效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艺术发展给艺术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迫切任务，也是艺术理论与时代同频共振、携手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