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张天佑
时间:2021-09-16 16:55 来源:东方文艺网 作者:风中的自由 点击:次
作者简介:张天佑,男,1987年生,河北人,毕业于陕西长安大学,现居北京。是一位积极探索古典诗词未来发展方向的诗人。2009年开始创作,已出版诗词集《登云路》,该诗词集收录诗人380多首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及周边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既有文化衰落的隐忧,又有时代的焦灼和阵痛。作者并著有古典诗词理论著作《北海诗话》,该诗话揭示了很多诗歌客观规律,自成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获得了很多诗友的高度认可和评价。作者主张诗为正音体,词为自度体,现代诗归回音乐性。《登云路》中的很多作品,便是作者对其理论的实践,也是对诗词未来走向的一种实践探索。 我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 ——张天佑 自写诗伊始,我便深感诗道衰落,遂决心立志“存薪火之将断,挽诗道之将衰”,一方面向所有古人拜师,吸取前人之精华与优秀创作手法,一方面亲身实践,积极探索古典诗词未来之方向。我的理论著作《北海诗话》,是在结合古人优秀诗歌作品及自身创作经验基础上总结得来的,它总体上围绕诗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个终极命题展开,虽有很多个人的主观论断,但仍以客观规律为主。我倡导的诗词之变,即诗为正音体,词为自度体,便是在诗话中推导出来的。 概括的说,本人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无论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自由诗,评价一首诗歌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打动人心,打动人心是诗歌能传播甚至存活的前提,只有做到此点,才能谈其它深意和社会意义; 2、诗歌的最终评价主体既非诗人群体,也非诗歌评论家,而是路人,是大众,因他们才是诗歌的传播者。此大众包含作者在世时之大众及千古之大众,所以优秀的诗歌既要面向时代,又需要有千古不变之情理,这是诗人作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大众并非诗歌专业人群,需要有人给予解说,即“师教”的过程,一旦他们理解了诗歌作品的内涵,认可了其艺术价值,这首作品便是“佳作”; 3、音乐性之重要度占诗歌的50%,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文字成为诗的基础和前提;倡导诗歌改革,对古典诗词主张解放束缚,即放开格律的枷锁,给诗人以更多创作自由。对白话诗主张回归音乐性,可以不押韵,但必须要有节奏感、律动感,音乐性是白话诗的底线; 4、诗词之变是为历史大趋势,诗为正音体(后面详细讲述),词为自度体,平仄无固定,韵部不主一,以打动人心为目标,解放格律,自求音乐性之平衡与和谐,这是诗词未来的发展方向。 5、以日常口语入诗,尽量少用典故,若一定要用,需化用,即字面上应使人懂; 6、现代诗应承接古典诗歌的意象和表现手法,因为它有几千年成功的实践经验。所有 的朦胧和跳跃都需在主旨精神的统摄下进行,否则必造成割裂。现代诗在补全音乐性的基础上,先在文字层面使读者能懂; 世有盛衰,文化亦有盛衰。如今诗歌已然进入虽生犹死之境地,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力也早已不比千年以前。然而,文化终要传承,精神不能断绝,每念于此,我便深感背负沉重的历史责任。于是,怀着这种使命感,研习前人佳作,探索古诗未来,才有了《登云路》诗集和《北海诗话》的诞生。 我在《北海诗话》中阐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和创造力的来源,主要内容涵盖“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标准、诗歌的评价主体、传播逻辑和损耗率、多指向性、普世性、独立成体性、创造力的来源、诗歌的未来走向、诗歌衰落的原因、诗人之衰的原因、作诗之法、读诗之法、学诗之法”等,基本阐述了诗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核心命题,当然,它只有3万余字,并不够深入和详细,诗话只说到树根和树干,至于树枝和树叶部分,希望留待他人补充。我的诗话重在诗人落笔之前,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即如何种花,而传统诗话重在品评鉴赏,是开花之后的事。曾有一位忘年之交读完此诗话后对我说:“《北海诗话》与传统诗话完全不一样,它揭示了诗歌的客观规律,是少有的可以触及到诗歌核心的著作,《北海诗话》所论皆是关于诗歌的大道,乃诗话中的诗话。为诗者若不读此诗话,则终生如夜中盲行,永无得见天日的一天”。我知道朋友乃过誉之赞,说到底,这只是一家之言,难免疏忽缺漏,至于诗人们读完认为如何,有多少共鸣,只能看缘分了。 下面,详细谈一下我的诗歌理念和文学主张: 诗歌的一切都是围绕它的传播规律展开的,用顾随先生的话说“诗歌是“感”,是“化””,它只能靠人们自愿地去传播,不能强制求人。诗只有打动了人心,听者才愿意传唱。是以诗歌的终极目的就是打动人心,这也是衡量诗歌优劣永恒不变的标准。若要打动人心,就得减少诗意的损失,那么诗人就需要增强“中介媒介”的传播效果,为什么很多人的诗歌无法打动别人呢?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诗歌的构成。 诗歌是语言的结晶,诗歌于人之所重,乃在于语言于人之所重。人类之所以能最终主宰地球,与动物产生根本区别,就在于发明了语言。语言承载了早期人类的主要文明和经验,使得人类文明免于因一代生命的结束而终结。所以当今出生的婴儿,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培养,便能继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这就是语言的伟大之处,它改变了造物主对人类发展轨迹的划定。语言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含义(文字性),一个是语言发音(音乐性),这是语言的正反面,它们是语言的本质,因此,只要诗歌以语言方式呈现,文字性和音乐性就是诗歌的本质成分。为什么诗歌被称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因为诗歌同时在和文字性和音乐性上做到了凝练。其他体裁,如散文、小说、说明文等,大多放弃了音乐性。那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由音乐性和文字性组成的浓烈生命。音乐性占诗歌生命的50%,它是文字成为诗歌的基础和前提,有了音乐性,散文也可升级为诗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散文,也是诗。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一段便是抒情诗,鲁迅先生的文字正是具备了音乐性,才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没有音乐性的文字不能称之为诗,只能叫散文或感情段子。诗歌在人类社会诞生的时间甚至早于文字或语言,最初可能只是人类扛木头或围着篝火跳舞的几个号子,本身并没有含义,但大家觉得有“共鸣”,于是一并喊起来。诗是便随者语言的音乐性发展起来的,这也说明了音乐性与诗歌不可割舍的一面。 音乐性是诗歌的本质构成成分,可惜大多数人只在文字方面下用力,却忘记了在音乐性上下功夫。如果诗歌不注重音乐性,则好比人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文字性)是齐全的,一条腿(音乐性)残缺,他一定走不好,也跑不起来。那诗歌的音乐性由什么构成呢?——文字发音的粗细、深浅、长短、清浊、平仄、唇齿的咬合、口鼻的共振,词语的前后搭配,句式结构等等,包含的方面非常多。认识到了此处,大家就会明白,格律诗的平仄只是文字发音的一部分,不是全貌。如果仅仅是满足了格律,是无法保证写出佳作的,只有把音乐性的其它部分补全,才具备写出佳作的基础。唐人格律创造了巨大的辉煌,但这种辉煌同时也掩盖了格律方面的缺陷,如果不是格律,现今可能有几本、甚至十几本《唐诗三百首》流传了,即便盛唐诸公,佳作的比例也不过十分之一,无法保证连续输出高水平的佳作,这就是格律掩盖音乐性的后果。当然,格律的问题不是它错,而是不够完美,我虽然主张打破格律,但并不反对诗人继续写格律诗(我本身也做格律诗),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在满足格律的基础上,一定要补全音乐性的其它部分,这非常重要。那么,好多人要问,语言音乐性包含这么多方面,它不像格律那样有规律可循,如何掌握?这个其实很简单,只要大家能张口说话,能发音,就能掌握。音乐性是语言发音的综合效果,古人的名篇,基本上可以说音乐性上都是成功的。汉语拼音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可以辅助我们认识语言的音乐性,音乐性的关键在于前后两个词语搭配时所产能的发音效果。举例说明:“落霞与孤鹜齐飞”,孤鹜是叠韵,拼音是gū wù,都有“u”,齐飞也是叠韵,拼音qí fēi,都有“i”。这句骈文的表达效果就是与叠韵存在很大关系,若是把“鹜”换成“雁”,把“飞”换成“翔”,这句最终变成“落霞与孤雁齐翔”,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子了。张九龄在《望月怀远》中有“竟夕起相思”、“披衣觉露滋”等句,为了表达其纤细的相思之情,在句中一连用了几个带“i”的字,古人无拼音进行辅助解读,只能根据总体发音效果摸索,今人却可以借助拼音系统看出端倪。其他无法用汉语拼音识别的部分,很多跟咬合的切换有关。关于音乐性的识别,有个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把古人名句中的词替换成同义词,如果表达效果发生较大差异,则说明这是音乐性造成的,大家再反复体会原文中该词与前后是如何搭配的,便可体会到音乐性使用的奥妙。其实,只要在生活中多加留意,也能体会这个奥秘。“因为”、“所以”、“语言”、“乘风破浪”、“万水千山”、“捉襟见肘”这些能固化为白话或成语的,大多都跟发音的音乐性有关。我们应承认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今人的认知会高于古人,这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持社会倒退论。正是因为看到古人无法看到的地方,认识到了音乐性的其它面貌,我才主张解放平仄格律;正是因为认识到音乐性的重要度,看出它对文字成为诗歌的决定性作用,我才主张现代诗必须要带有音乐性。闻一多因为主张音乐美,被称为现代诗中的“格律派”,其实音乐性不能被划分为一个派别,它是语言的本体,也是诗歌的本质,现代诗无论多自由,也不可能丢掉本质上的东西,这是与生俱来的。 一首诗若要打动人心,除了音乐性完整外,文字性也非常重要。文字性是诗歌最直观的呈现方式,所有人都知道在文字含义上下功夫。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特殊性,读者与作品共鸣时(我称之为共振),不是感受到了作者的情感或经历,而是作品触发了读者自己的情感或经历。大家读到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一定感受到的不是李白的思乡之情,而是自己的思乡之情,甚至“明月”不一定代表“故乡”了,可能是其它某种追思的事物。诗是表现人生的,而人生为人心抉择之结果,因此,所有诗歌又是表现人心的。人的七情六欲千古以来并未变过,是以,诗歌若要打动人心,一定要表现共性,即“人人皆有之情”,但人心又是抽象的,如何能感之?故需要借景言情,将情感融入到景物中。然人人所经所见之景物又不同,若要打动别人,一定要借助公共“媒介”,即通过共景物表达共性情。“春夏秋冬风雨云,山川草木日月天”是为共景物, “春花秋月何时了”则是通过共景物表达共性情,故古来所有伟大作品,皆是泯灭小我,通过状共景物、抒发共性情实现了“大我”,如此才能得他人之共鸣。 作者如何说话发音,读者便如何说话发音,音乐性在传播中损耗最低;状人人可见的共景物、写人人可感知的共性情,此在诗歌的传播中损耗亦低。音乐性和普世性是诗歌传播时最主要的凭借,它们像两个齿轮的刚性连接,可以减少诗歌传播的损耗,提高诗人与读者的共振度。 于诗歌而言,确切来说打动人心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那就是使人懂。一首诗无论有什么深意,承载多少社会价值,若字面上无法使人明白和理解,都没有任何意义。诗若无法使人懂,则是对镜自照,自唱自赏。使人理解作者的表达意思,是诗歌能传播的前提。因此,我既不主张大量使用典故,也不主张语言艰深晦涩。本人实践作品基本以百姓生活口语入诗,做到通俗易懂,若要用典,尽量化用,即字面上使人懂,以文言文入诗其实是错误路径,是口语不成,方用文言文替代。在古代,诗歌本就来源于生活中的口语,只是后来诗歌由民间自由创作转向文人专业创作,掉书袋的习气才兴起,同时因部分文人创作力有限,大量的文言文被掺杂到了诗中。诗不会因为古文多而变得典雅,反而会变得晦涩。古代诗歌中的名句大多明白如白话,“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莫不如此。其实古诗和现代自由诗的唯一区别,应该是音步不同,前者音步固定,后者音步多变,两者皆应采用口语入诗。 正是因为看到上述规律,我对古典诗词的文学主张如下:
于诗而言,针对格律体,我主张完全放开固有格律形式的束缚(古体诗自然没有这个要求),但放开格律并非没有平仄,关键在诗人自我运用并求得平衡。对于韵脚,不论任何韵书,也不以平仄分,没有粘对之说,只要以现代普通话阅读顺畅,郎朗上口,诗人自己找到平衡点即可。原来律诗中间两联对仗保留,因此乃文字之美。这样来看,只要是中间两联对仗,格律韵脚不符合律诗的,就属于正音体,相对于五律、七律,正音体有五音、七音,为容纳更多爱好作诗之人参与,中间两联对仗者属于正格,把对仗移至别的联位,或只有一联对仗者为变格。相对律绝句,我也有音绝句,即凡是看似像律绝,但又不符合唐人平仄格律的,都属于音绝句(当然也可以算古绝句,只是它数量少,在音乐性上未觉醒)。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诗歌中的正音体,即凡是从大众角度出发,看似像格律体,但实际不遵平仄格律的诗,皆是正音体。正音体者,端正音乐之位置,补全音乐之面貌也。正音体重在全其音乐性,诗人自求平衡,并以打动人心为目标。那些被格律诗人嘲笑为打油诗的,正音体为他们正名了。其实究竟是否为打油诗,并非以体裁论,关键在诗人是否自我约束,有明确的艺术追求。“今天我去图书馆,晚上回来把酒喝”,完全符合格律,但这才是打油诗,甚至是口水诗。 本人的传统格律体和实践探索的正音体如下: 格律体: 《游子行》——律绝 雨过西山暮色平,秋风吹起雁南征。 天街游子人行路,车马喧喧火逐明。 《抗日九首》——五律 千年屯欲壑,一夜渡龙门。 海陆风云滞,乾坤日暮昏。 愤生沉易水,身死望昆仑。 洒我轩辕血,但存华夏根。 《无题》——七律 魂牵洛水三生赋,梦入楚歌一夜肠。 湖海扁舟风瑟瑟,巫山云雨雾茫茫。 芳菊陨泪莲心苦,紫鸟衔冰鹤羽伤。 谁料嫦娥终独老,青天从此不重阳。 正音体: 《晚望华山》——音绝 神峰奇气倚天外,浩柱云落沧海间。 千鸿飞影无征鸟,唯见烟雨满华山。 《北漂》——五音 一城车马鸣,千里霓虹灯。 竟是天涯路,与君又重逢。 客心同月满,离愁共潮生。 不堪浊酒意,挥手驻西风。 《长夜》——七音 长夜无眠陋巷深,繁星坠落老牛湾。 蓬门欲渡风雪客,沧海难填杯水薪。 十载寒窗穷独守,一身薄骨尽群分! 梦冷残宵西风怒,空囊枕卧待晓天。 于词而言:词之变已先行于诗,并已有很多人实践。词之格式本就是由个人所创,现在亦可由个人所创,甚至人人皆可创,这就是自度体。自度体可分两种,一种为仿古体(也称仿旧体),一种为自创体。仿古体是沿用古人的词牌名,字数、句数不变,但格律平仄、韵脚位置、是否对仗,皆交由作者自定。自创体完全由诗人根据表达所需自创,词牌名或者说题目与内容相关,诗人自拟,内容上是否分上下阕、每阕的字数、句数、押韵、对仗等,完全由作者自定。这样可给作者以充分的创作自由。 本人自度词两首如下:: 《玉楼春》——仿古体 东风初歇柳轻落,流水暂放青山过。彩蝶已合花间舞。纷纷玉露堕清波。 散尽烟云碧空远,遥送夕阳落长河。且向人间赊月色,明朝春风意更多! 《燕云沉·故宫怀古》——自创体 北海飘萧千木叶,燕云沉,西风烈。百年望重山,断鸿如雨,残阳墨血。壮士心,沧海竭,英雄骨,寒未却。生民泪怨,虎狼贯野。国破谁除强虏,拔剑气吞河岳! 往梦重回万事歇,江山几度繁华谢。一捆行囊,满目风烟,关山车马阻日夜。一抔土,千城阙,长空漫漫,故国飞雪。何时一樽浊酒,笑看人生幻灭! 我对古典诗词的一切文学主张,都是为了文脉的传承为发展。上求道于古人,下瞻望于未来,明确诗词创作的规律与精要,既保留古典诗词的精华,又给诗人以更大的创作自由,同时落脚于现实应用之可行,并对大众的阅读没有任何损减,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的激发人们的创作热情,扩大诗歌的容纳范围和参与度,一切都是为了挽救诗歌于衰落的局面。 二、现代诗:很多人更愿意称之为自由诗,身为自由体,自然没有格律韵脚的束缚。但无论如何自由,音乐性作为语言的本质,作为诗歌的本质,都是不可摆脱的。一旦自由诗没有了音乐性——节奏感、律动感,就会立即退化成散文,也就是脱离了诗歌本体。一旦脱离音乐性,自由诗无论如何在文字内涵上努力,都始终是单个翅膀飞翔,是无法腾飞的。因此,语言的音乐性是自由诗的底线,可以不押韵,但一定要有节奏感、律动感。中国第一代新诗人中的徐志摩、闻一多被称为格律派(音律派更贴切一些),这些大诗人在新诗诞生之初就已经指明了正确方向,只是后来诗人丢弃音乐性,逐渐把诗歌带到了歧途。准确说“格律派”与“朦胧派”、“九叶派”等不应该是平行的派别,派别是只能是以文字内容的表现风格上划分,而音乐性是诗歌的本质,应该是所有现代诗派都必须要保留并遵守的。 除丢弃音乐性,目前现代诗的另外一大弊病,便是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诗若要流传,首先应使读者明白诗歌表达的字面含义,否则便是王国维所说的“隔”。一个让人读不明白的诗歌如何能流传呢?一类诗人解释说这是上承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朦胧美,但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隐的朦胧美是由意象的多指向性导致,作者没有交代背后故事的因果,只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某种情绪或心境,所以套用在很多故事上都可说得通。但他的情绪或心境一定是鲜明的,李商隐是鲜明地让读者感受到了朦胧,今人是朦胧地让大家猜测里边的朦胧,效果自是天差地别。另一类诗人解释说现代诗必须要跳跃,这并非不对,然跳跃也不是毫无逻辑章法的跳跃,也是有法可依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这句诗就做了跳跃,由渭北到江东,相隔千里,一个象征李白,一个代表自己,感情、思念、人生际遇、感慨都在里边了,不可谓不多。跳跃必须要与整首诗歌作品的主旨精神相统一,诗中的风、气、神必然是衔接不断的,诗中的一切名词、动词、形容词,或者跳跃开合的手法,都是为表现全诗的主旨精神服务,这个主旨精神就好比太阳的万有引力,看似无形,但一直牵引着周边的一切,九大行星各行其是的运转,实则都是围绕着一个“主力”在运动,这个“主力”就是诗歌的主旨精神。诗必须要有原创性,这个原创度决定了诗的打动力。白话诗相对于古诗先天劣势的一点,就是语言原创度不够,古诗中“大漠孤烟直”五个字就能动人,白话诗靠五个字就很难。能固化为白话语言的,原来都是表现力、打动力极强的词语,但因为讲的太多,太过熟悉,反而在诗中让人觉得失去新鲜感。诗中的单个词语或一句话是很难有打动力的,必须前后相接,形成照应和合力,才能打动读者。一旦某句话脱离主旨精神,诗歌必然产生割裂,也就无法形成合力,言打动人心就是梦话,诗歌创作也必然是失败的。 无论白话诗还是古典诗词,一定首先使读者能懂,打动人心,然后才能言其他人生意义或社会意义。能打动人心,诗人就是替所有人说话,作品才能上一个更高的平台,言社会责任或其它深意才有价值。写安史之乱的并非只有杜甫,为什么他的“三吏”、“三别”被称为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因为他首先能感动别人,做到了,他就是替所有人说话,意义自然不同。 我在《北海诗话》中谈到白话诗的未来时,附了一首白话诗《我的心》,算是承接古典诗词意象、手法,又有一定音乐性的作品,如下: 《我的心》 我的心是平静的湖,世间的繁华将它重重锁住,你用优美的倒影将它划破,却看不到我深藏的孤独; 我的心是远飘的云,日夜的征程将它布满伤痕,你用深情的双眸将它凝望,却找不出我驻足的穹天; 我的心是冰封的茧,生存的忧患将它紧紧裹缠,你用温柔的双手将它融化,却解不开我一生的负担; 我的心…… 《初心》 蓝色的芽,开出红色的花朵 是因为当初地下的种子 深藏着复仇的火焰 微薄的羽,掀起海上的风暴 是因为当初裹夹的蚕茧 封锁着绝望的求告 吹尽亘古的风,磨平山崖的脊 手握道义的刃,斩断未了的情 一念不熄,江海可平 抚我初心,孰谓不痛! 中国的文化长河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拓宽,一代又一代滋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因为后人怀着包容的心态,在承认古人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许可了新生的文学形态的诞生和发展,所以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诗歌由四言演变为楚辞,由楚辞演变为汉魏五言,至唐又演变为七言;诗由古体诗演变为格律诗,后又演化出宋词、元曲,体裁形式越演变越丰富,中华文明之长河就是如此越来越宽广。逢此新时代,格律再也没有科举的枷锁,吾辈亦认识到音乐性的全貌,遂诗歌发生新的演变,正当其时。诗为正音体,词为自度体,现代诗回归音乐性,我深信这是诗歌未来正确的走向,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我的文学主张不是为了否定前人,而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一片新的田园,它在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同时,给大众以创作的自由和空间,又不减少对诗意的损害。唯有如此,方能激活古典文化的创作活力,挽救诗歌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衰落困局。 诗词之变,乃历史趋势,即使我生之年不成功,将来亦会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